严译《天演论》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四大贡献及其影响 | 严复逝世百年

天行人治 同归天演

《天演论》至少从四个方面，即“物竞”（斗争）、“民惟安生乐业乃有以自奋于学问思索之中”（“唯物史观”）、“乌托邦”及“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作了观念上、理论上的铺垫。

01

确立“物竞”（“斗争”）观念

严译《天演论》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所做出的第一个贡献是确立“物竞”即“斗争”观念。

在中文中，“物”字决不单纯指“物质”或“生物”等，而是有着更丰富的含义。一是泛指万物，这也是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意义。二是指与“我”相对的“他”物，即环境、境遇、遭遇等。三指与我相对的其他人。“竞”，古作“競”。此字甲骨文、金文形体象二人竞技形。其基本含义：一，角逐。二，争辩。三指争着、争相。从这三个基本含义看，“竞”字指的是语言或行动上的争斗、争论。

古代汉语中的“物竞”，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指的都是“人竞”，即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或斗争。严复所译《天演论》中的“物竞”一词，其基本含义亦是如此。

如果进一步细分，严译《天演论》“物竞”中的“物”，不仅指一般的“人”“人类”，也指拟人化的“人”，即一切有生之物。因此，《天演论》中的“物竞”，实际上就至少包含了三层意义：

一是有生之物（动物、植物、人类等）与外界环境的斗争。适应外部环境并在斗争中获胜者，才会成为“天”所选择者。

二是我群、我族与他群他族的斗争，强者胜，弱者亡，优者胜，劣者败。

三是一群内部成员之间的斗争。

以上三项之中，前两项属于严复所说的“外竞”，第三项属于严复所说的“内竞”。“外竞”和“内竞”与“物竞”能力之间是一种反比例关系：“内竞”越少，“外竞”能力越强，生存能力越好。反之，如果“内竞”厉害，则“外竞”能力就会减弱，生存能力就会受到影响，在生存竞争中就会成为劣败、淘汰的对象。

02

“民惟安生乐业乃有以自奋于学问思索之中”（“唯物史观”）

把“物竞”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已经是非常接近唯物史观。而更令人惊叹的是：赫胥黎原著中并未明确阐述经济或物质生活与政治、艺术等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严复通过其“案语”和“达恉”式的翻译，使译文带有了明显唯物史观的色彩。

《天演论》导言十六《进微》部分，严复在案语中讨论古今“进率”即进化的速度快慢时说：“物形之变，要皆与外境为对待。使外境未尝变，则宇内诸形至今如其朔焉可也。惟外境即迁，形处其中，受其逼桚，乃不能不去故以即新。故变之疾徐，常视逼桚者之缓急，不可谓古之变率极渐，后之变率遂常如此而不能速也。”

《天演论》论三《教源》一章中指出：“由来礼乐之兴，必在去残胜杀之后，民惟安生乐业乃有以自奋于学问思索之中，而不忍于芸芸以生，昧昧以死。前之争也，争夫其所以生，后之争也，争夫其不虚生。其更进也，则争有以充天秉之能事，而无与生俱进焉。”

这些话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的相关论述如出一辙。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说过：“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在总结马克思一生的思想贡献时，说得更清楚：“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年轻时阅读过《天演论》的毛泽东，直到晚年在相关批示中还写道：“《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

03

创译“乌托邦”

严译《天演论》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第三个贡献是创译了“乌托邦”一词。

在《天演论》中，严复是将Earthly Paradise、Eden、Perfect Society、Ideal Polity等西方文化中的神话或理想中存在的社会，译成了“乌托邦”。此处的“乌托邦”，涵义十分广泛，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莫尔的“乌托邦”，并不存在严格的对译对应关系。

但严复已经了解了莫尔所著《乌托邦》一书及Utopia一词的真实含义。

一是严复对《赫胥黎全集》第九卷《人类社会中的生存竞争》等文的内容，应该是熟悉的。在该文中，就出现了“Utopia”一词的形容词。文中提到：Kant’s “Hirngespinnst”, a cobweb spun in the brain of a Utopian philosopher（康德之“幻想之邦”，即空想哲学家头脑中织就的蜘蛛网）。

二是严复所翻译的《群学肄言》，斯宾塞在该书中使用了“Utopian”（乌托邦的）、“Utopian Ideas”（乌托邦观念）等，还提到了“the paper-constitution of the Abbe Sieyes down to the lately published programme of M. Louis Blanc”（从The Abbe Sieyes起草的纸上的宪章，一直到最近路易•布郞先生发表计划）等，即不仅使用了“Utopia”的衍生词Utopian，而且还提到了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路易•布郎等人。而在斯宾塞早期著作《社会静力学》一书中，作者使用“Utopia”及其衍生词“Utopian”及“Utopianism”等词的次数更多。

三是严复于1892年4月购进亚当•斯密所著、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罗杰斯所编辑的英文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来源研究》一书，并于甲午前后陆续开始翻译该书。在罗杰斯为该书所写的《编者序言》中，使用了“Utopia”一词，这意味着，严复购买此书后，只要翻开此书，游览编者对此书的介绍，就会注意到“Utopia”一词。事实上，在后来正式发表的《亚丹斯密传》中，严复虽未提及罗氏的《编者序言》，但却将其中的思想都体现在了《斯密亚丹传》中。文中指出：“虽然，吾读其书，见斯密自诡其言之见用也，则期诸乌托邦……顾死未三十年，大通商政，行之者不独一英国也。……事之未形，其变之不可知如此。”

严复在继《天演论》之后翻译的《原富》，直接涉及到了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

在严译《原富》部丁篇二中，正文部分谈到“乌托邦”时指出：“以吾英今日之民智国俗，望其一日商政之大通，去障塞，捐烦苛，俾民自由而远近若一，此其虚愿殆无异于望吾国之为一乌托邦。”

这一段文字，英文原文很简单，严译《原富》增加了不少修饰性的内容，同时也省掉了一个与“乌托邦”性质和意义大致相同的“大洋国”（Oceana）。更重要的是，英文原文在此处的“乌托邦”之后，编者加了一条注释，说明斯密的这一悲观判断与英国贸易实践的落差，并没有对其“Utopia”本身的意义做任何解释，但严复在此处增加了一个后来在中国影响颇为深远的夹注：

“乌托邦，说部名，明正德十年，英相摩而妥玛所著，以寓言民主之制，郅治之隆。乌托邦，岛国名，犹言无此国矣。故后人言有甚高之论，而不可施行，难以企至者，皆曰此乌托邦制也。”

正像在《天演论》中所透露出的积极意义一样，严复在《原富》中涉及到“乌托邦”的段落，同样也显示出比较积极的意义。

严复在按语中指出：“自嘉道之际，英相万锡达当国之后，言商政者大抵以自由大通为旨，至道光二十六年，而平税之政行矣，其去斯密氏成书之日，为时仅四十有五年而已。夫何必其国之为乌托邦而后能哉！”

04

“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严译《天演论》对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早期传播所做出的第四个贡献是把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著名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金句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重要的一个信条。这一著名口号曾吸引了全世界无数人，也鼓舞着无数人为实现此理想而奋斗。

严复是近代中国正式将这一口号译介到中国的人。他在《天演论》第十一《蜂群》中用“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12字，把这一信条介绍给出了中国读者：

“斯人相系相资之故，其理至为微妙难思。使未得其人，而欲冒行其术（指人为的择种留良——引进），将不仅于治理无所复加，且恐其术果行，其群将涣。盖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群也。第深思其所以能群，则其理见矣。虽然，天之生物，以群立者不独斯人也。……今吾即蜂之群而论之。其与人之有群，同欤异欤，意其皆可深思，因以明夫天演之理欤。夫蜂之为群也，审而观之，乃真有合于古井田经国之规，而为近世以均富言治者之极则也。以均富言治者曰：财之不均，乱之本也。一群之民，通力而合作，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为上者职在罕贰廉空，使各得分愿，而莫或并兼焉，则太平见矣。此其道蜂道也。”

除了“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即“各取所需，各尽所能”之外，《天演论》中表现个人与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描述还有不少。例如，导言十八《新反》中指出：“天行物竞既无由绝于两间，诚使五洲有大一统之一日，书车同其文轨，刑赏出于一门，人群大和，而人外之争尚自若也。”但是，“今日之民，既相合群而不能散处于独矣，苟私过用，则不独必害于其群，亦且终伤其一己。何者？讬于群而为群所不容故也。故成己成人之道，必在惩忿窒欲，屈私为群。”

在该节的案语中，严复在讨论人类“苦”“乐”“善”“恶”问题时，指出：“为人之士，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亦谓苦者吾身，而天下缘此而乐者众也。”不过，严复提醒人们注意：如果一部分人的“乐”是靠另一些人的“苦”或牺牲为代价换来的，那么，这样的社会还不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一群之中，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己苦而后众人乐者，皆非极盛之世。极盛之世，人量各足，无取挹注。于斯之时，乐即为善，苦即为恶。”严复在此所设想的极盛世界，“人量各足，无足挹注”，人人各致其力，各得其所，无需牺牲一部分人的乐利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乐利。

在正文第十三部分《论性》中，在介绍斯多噶学派对于“生之性”的主张后，《天演论》指出：“自人有是性，乃能与物为与，与民为胞，相养相生，以有天下一家之量。故斯多噶又名此性曰群性。盖唯有一群之中，人人以损己为群为性分中最要之一事，夫而后其群有以合而不散，而日以强大也。”

《天演论》对“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翻译，通过大量正版和盗版的版本的流传，特别是经过吴汝纶删节版本在杂志上连载之后，在中国思想界产生极为广泛的影响。

时代影响

严译《天演论》对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也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康有为著《大同书》中提到，“弭兵而去国，天下为一，大地大同”，为“大势所趋，将来必至”，历史上“孔子之太平世，佛之莲花世界，列子之甔瓶山，达尔文之乌托邦，实境而非空想也。”

梁启超《新民说》：“天演物竞之公例，既驱人类使不得不接触不交通不争竞，一旦接触交通争竞，而一起一仆之数乃立见。”

政治观点上与严复处于对立地位的革命派，对严复所译《天演论》却十分重视并深受其影响。革命派的喉舌《民报》刊文称：“侯官严氏为译界泰斗，而学有本源，长于文章，斯真近世所许为重言者也”，“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细。”革命派的领袖孙中山先生虽然讨厌立宪派利用严译作品来反对革命，撰写《平实尚不肯认错》《平实开口便错》等文，批评立宪派利用《天演论》等作借口来反对革命，并指出严复将Evolution译作“天演”之误，认为应该译作“进化”，但从思想实质上看，则实际上是接受严译的影响。例如，孙中山先生曾多次使用严复创译的“乌托邦”等词。例如，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对冯自由谈话时，曾说：“无政府之理想至为高超纯洁，有类于乌托邦（Utopia），但可望而不可即，颇似世上说部所谈之神仙世界。吾人对于神仙，既不赞成，亦不反对，故即以神仙视之可矣。”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先生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克拉克谈话，正面使用“乌托邦”一词：“中国人民亲悉一种民主概念，已经四千余年——从彼时起实际上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民主政府。中国古时民主国被人推翻，如罗马共和国被凯撒（Caesar）推翻了一般，后来中国人看着民主政府如乌托邦（Utopia）似的。但是他们得着一种机会，看见美国、法国的民主国都成立了。他们对于乌托邦的意义也就了解了。”在晚年演讲民生主义时，孙中山还对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马克思的学说没有发表以前，世界上讲社会主义的，都是一各陈义甚高的理论，离事实太远。而马克思专从事实与历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会问题的经济变迁阐发无遗。所以后来学者把社会主义的人分作两派：一种叫做‘乌托邦派’，这个乌托邦和中国黄老所说的‘华胥氏之国’意思相同；一种叫做‘科学派’，专从科学方法去研究社会问题之解决。至于乌托邦派是从专从理想上来把社会改良成一个安乐的国家，便有这种子虚乌有的寄托。这种寄托是由于人类受了很多痛苦，那些极有道德和悲天悯人的人，见了很不忍心但是又没有力量去改良，所以只好说理想上的空话，作一种寄托。”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其早期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深受严译名著，尤其是《天演论》的影响。甲午以后到民国初年，严译名著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热门的图书，不少新式学堂，尤其是北洋系统的学堂，都采用严译《天演论》等作教材，并将之列入考试学生的重要内容。1907-1913年，李大钊求学于天津。在他就读的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国文考试题中就曾出现过“群己界限，近人以么匿、拓都诠说。盍就其义推而衍之”之类的题目。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李大钊，其思想自然而然地受到严译名著的熏染，所以，在其早期论著中，严译的影响表现得十分清楚。例如，在《战争与人口》（上）中，李大钊开头第一段，几乎是用“天演”式的语言，对战争与人类的关系做了一个宏观描述：“乾坤，一战局也。阴阳，一战象也。人类之历史，一战尘之积层也。造物之始，始于战也。万化之成，成于战也。人类之蕃，蕃于战也。一事之微，一物之纤，既自显于生存，斯莫离于战象。惟战而后有优劣，惟战而后有胜负，惟战而后有新陈，惟战而后有存灭。天时，以是代序；人事，以是递嬗；草木，以是荣枯；禽兽，以是繁汰；变幻无常，盛衰迭易。人与天有战，人与物有战，人与人有战。有物质之战，有精神之战，有铁血之战，有文化之战。茫茫前古，悠悠方来。历劫迁流，靡知所届。……天演之变无止境，人生之患无穷期，战固不可以已矣。于是宗天演者，谓物竞自存，天择其适，以斯象为可安。倡人道者，谓仁人爱物，世极大同，悯此情而不忍。……自今以往，既顺受其能，宜善择尔所。为天理计，为人道计，为真实幸福计，为恒远安乐计，凡我同类，各宜自察，与天争存，役物为用，有无尽藏，享之不尽，用之不竭，同类之伦，必不可已。但无背天以自绝，何必任天以相残。人心倘有觉悟之机，世运终有平和之望。因果循环，应报不爽，惟自造而自承耳。”但在接受天演论影响的同时，李大钊也开始对其负面作用有所反思批评。他指出：“近自世局大辟，学说争鸣，影响所及，有足以助战祸之昌炽者。人口论倡导于前，天演论继兴于后。……谈天演者辄曰：‘万化之宗，归于天演，人群迹象，亦何能逃？盖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者，天之道也。’斯其所言，旨则明理，未遽可以厚非。而野心之雄，闻而善之，将欲黩武穷兵，必执其言以为口实。明之以利害，动之以忠勇，煽之以地狭人庶之危机，激其民侵略之心，文之以物竞天择之新义，张其残忍之性，杀人盈野，争地争城，莽莽寰区，斯无宁曰。”

毛泽东年轻时读过《天演论》，该书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当然也在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1936年，他在陕北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说：“在这个时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毛泽东阅读《天演论》等，“可视为接受唯物史观的前奏。进化论思想，特别是严复关于‘物竞天择’的解释，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确有暗合之处”。正因为有此铺垫，所以，毛泽东后来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才会回忆说：他1920年在北京接触到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英国人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之后，“才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从此确立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此后再也没有改变过。1969年，毛泽东在召见李德生谈话时，询问李德生的读书情况，并建议他阅读《红楼梦》《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三书。1970年代初，为准备接待英国首相希思等访华，毛泽东让周恩来安排重新出版严复所译《天演论》及重新组织用现代汉语翻译《进化与伦理》《人在自然界的位置》等书。这些情况不仅说明《天演论》对毛泽东产生的持久影响，而且通过毛泽东的示范作用，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整个时代。

原文作者：王宪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因篇幅限制，有所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