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发现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现场图 5000多年前河洛古国是什么样的

黄河九曲，夭矫如龙。昂首北上而后俯冲南下，随后迤逦向东倾注大海。带走了万仞黄土，也铺散了千里平原。

天地玄黄，是中华的底色，亦是华夏儿女引以为豪的肌肤的颜色。在这片厚重而又广阔的黄土地上，炎黄子孙代代繁衍，放眼望去，每一寸土地上都藏着无数的故事；用心倾听，穿越了千年的黄河号子依然振聋发聩。

这片黄土地上从来不缺乏美丽的故事：黄帝文化的发源、仰韶文化的兴盛、夏商周文化的核心……3000年前，何尊在烈焰中诞生，铸在它心腹中的铭文“宅兹中国”奠定了中原地区“天地之中”的位置。

2020年5月7日，又一个沉睡了数千年的遗址经过十多年的挖掘与研究之后惊艳出世——郑州双槐树遗址。

双槐树遗址 图自中原网

专家赞叹：这是打开黄河流域文明起源的关键钥匙！这里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这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是“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主根脉，有望追溯于此！

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初期阶段，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其社会发展模式、承载的思想观念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5000多年中华文明正是赖此主根脉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尽管已实地考察数次，83岁的李伯谦仍不舍得错过任何一次近距离查看河洛古国细节的机会。春夏之交，炎热感已十分明显，老先生在地势高低不平的遗址区来回奔走，看起来殊为不易。

“我来六七次了，今天看了还是挺激动，真是太重要了。”他兴致很高，同行的其他学者亦是如此，频频相互交流意见。作为备受推崇的权威专家，他们走遍大江南北，看过的文明古迹不计其数，却对河洛古国青眼有加，原因在于河洛古国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历时15年，在辽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都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高等级都邑遗址，显示出文明化进程加速的倾向，但中原地区却没发现，我感觉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持人，王巍坦言，大家都知道中原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但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中心？一直欠缺过硬的考古资料。

作为世界四大文明之一，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它如何起源发展备受关注。与此同时，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说法长期不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2001年，继“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个由国家支持的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启动了，这就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旨在揭示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历程。

2018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公布研究成果。红山、凌家滩、石峁等古国文明璀璨夺目，地处中原的河南地区却没有此阶段的重大发现，给人5000多年前中原地区社会发展“相对沉寂”的印象，甚至出现了“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

“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不是实际情况，黄帝的活动区域应该是以河南为中心，所以鼓励一些机构开展相关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双槐树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说。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以南2公里、伊洛河东4公里，处于河洛文化中心区。站在遗址高处，黄河两岸风光尽收眼底。遗址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三处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三处夯土祭祀台遗迹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河洛古国的地理位置和所处时代太重要了，伊洛汇流后在这里汇入黄河，遗址呈现出的景象与内涵，契合了《易经》‘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李伯谦认为，不排除双槐树遗址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如果说将遗址与某一历史时期对照还为时尚早，那么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及所处时代无不凸显了其在中华文明的中心地位，应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王巍说。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河洛古国宏大的建筑规模，严谨有序的布局，所表现的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的关联以及其他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王朝文明所承袭传承，中华文明的主根脉愈加清晰。

以往国内大部分学者虽然肯定中原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但认为中原的中心地位是从夏代才开始的，并不赞同更早的时候也具有中心地位，河洛古国的发现可能将改变这一认知。

“双槐树遗址发掘的意义在于，实证了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河洛地区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王巍表示，在这一阶段，文化上的中国已经形成雏形，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北斗九星背后的奥妙

关于河洛古国，顾万发最津津乐道的，是一处用陶罐模拟天上北斗九星的天文遗迹。这处遗迹的发现，也是他的得意之作，几位了解个中详情的同行常有感佩之语，“要是在别人手里，很可能就错过了”。

49岁的顾万发是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曾三次担任双槐树遗址的发掘领队。在发掘过程中，他注重对天文、祭祀、宗教、礼制等“形而上”遗迹现象的研究，得到专家们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等认为，精神文明的考古过去长期被忽视，它恰恰是体现中华文明特质的最重要方面。

在双槐树遗址的中心居址区内，记者看到了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北斗星形状的天文遗迹。陶罐埋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考古人员一一贴上了数字标号。如果没有顾万发深入浅出又妙趣横生的讲解，很难想象这看似平淡无奇的场景所蕴含的无穷奥妙。

“北斗九星遗迹有政治礼仪功能，主人借此神化自己，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天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业。”顾万发如此概括，背后丰富的细节却比这句严谨的总结有趣得多。

首先需要明白北斗九星天文遗迹所处的特殊位置。遗址的中心居址区可以简单理解为贵族居住的区域，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尤其是围墙东端的造型，非常特殊，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瓮城是古代城市的主要防御设施之一，通常是在城门外或内侧修建的半圆形或方形的护门小城。河洛古国的中心居址区已有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可见居住者非同一般。这里发现有4排大型房址，房址之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一个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摆成北斗星形状的九个陶罐就是在这所房子前面的门廊发现的。

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北极附近——古人认为北极是天的中心，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麋鹿在古人眼里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古代有天子冬至祭天的传统，大部分鹿类在夏天脱角，只有麋鹿在冬至脱角，所以统治者把麋鹿脱角视为吉祥的象征，并把麋鹿与一年最重要的节气冬至关联。此外，道教有“三蹻”的说法，指龙虎鹿三神兽，它们是帮助神巫上天的桥。顾万发认为，麋鹿也应有鹿蹻的意思。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5000多年前的画面：九个陶罐和麋鹿都埋在地下，当房子建成后，居住的主人日常活动时，就仿佛骑在麋鹿身上，向诸部落氏族表达自己才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专家推测，这应该是一位有地位并且谙习巫术和天文的古国首领，以这种方式设计自己的居室实际是在神化自己。

北斗九星天文遗迹的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其中一颗如今已看不到的星，专家推测可能是景星，即超新星。《河图》记载：“黄帝治，景星见于北斗也。”也就是说，在北斗附近出现景星的时候是黄帝治理天下的繁盛时代。这九个陶罐，有可能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目前相关研究还在进行中，如果情况属实，将是对世界天文学史的巨大贡献。

顾万发及其团队之所以能顺利确认北斗九星遗迹，离不开他主持发掘的另一处遗址——青台遗址，那里也发现有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青台遗址位于河南荥阳，与河洛古国属于时代近似的文化遗存，发现的“北斗九星”标志物大小与天体实际亮度基本一致，用现代天文学软件演示，位置也非常精确。同时还存在北斗九星祭祀区，尤为重要的是还发现了圜丘形天坛遗迹，殊为难得。

专家们认为，双槐树遗址连同青台的“北斗九星”遗迹、天坛圜丘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表明在聚落布局中的礼仪化思维和“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已经形成，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